进而言之，权利并非凝固不变，其主体、内容、客体、保护方式等都随时空、观念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或发展变迁。

【摘要】生命权被认为是一项不证自明的基于人之本性的天赋权利，此固有助于提升生命权的神圣性，但对尘世纠纷的解决往往并无助益。[45]因此，从整体上看，即使仅通过生命权来保护生物生命，精神生命事实上也藉人性尊严这一基本权利的核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33]转引自[日]北川善太郎：《关于最近之未来的法律模型》，李薇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三、生命权的保护藉论证而由绝对化模式走向双轨模式何谓生命权端视何谓生命而定。进入专题： 生命权 。[4]在立法上，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简言之，前者为自然人的概念，而后者指涉自然人发展和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价值。

欧洲议会则藉1997年4月4日通过的《人权及生物学医学公约》以及1998年1月12日通过的附带协议，将生命权保护明确扩及于胚胎。[19]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于是，比秩序更根本的乃是规约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优良秩序是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

生存价值与德性和规范价值具有过去性和当下性，是曾经拥有或当下拥有的价值。这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艰苦的实践问题。正义原则基于效率原则却高于效率原则。德性的力量与舆论的力量就是典型的伦理的力量。

它不但在经济领域内流动，而且还向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流动，同时要求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也必须是开放的。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很难使政治概念得到完整的实现，或是由于智力缺陷或是由于利己动机安排使得政治体制存有缺陷，这种缺陷为以权谋私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价值观念是个人与组织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关于对象有无价值、有多大价值的认识。如果不是在革命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这种体制外的力量应该是公意的力量。我们把这些用以规范人的生产活动的规则称为技术规范。[13]参见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4页。

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价值的逻辑是为谁和为什么进行管理的问题。[3]比较而言，实用的信念就不如德性的信念那样确实了，它虽偶然却给现实地运用手段于某些行动上提供根据，这种根据虽然为人的行动提供支撑，但其结果却不必然，因为它要假借大量的外在条件以求一个外在的善，而外在条件和外在之善通常都是不能为人所完全掌控的。研究社会宽容是为了研究社会管理，研究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机理。

以此观之，秩序价值问题就不仅仅是关于秩序本身的状态与效果之价值分析，更为根本的则是德性和规范的价值以及德性和规范的建设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利己这种事实，而在于如何看待和对待利己动机和行为在不同活动领域的表现方式及其限度问题。

在自在的权力类型下，如果指望政治活动能够提供最大化的公共物品，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这就是政治精英集团的知识体系和德性结构，而这种情况只有在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状态下才可能出现，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传统文化型的社会治理模型。在现代政治管理中，政治精英集团极易出现的问题是滥用职权和渎职（不作为）。

社会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社会是由个体、组织和国家等多种形态的主体组成，因而有各种相同、相似和相异的意志、要求和观点，更在于当人们带着各自的意志和立场合作和斗争的时候，往往产生了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却并不完全符合每个人的愿望的结果。让未来价值在当下预先拥有，就是信念。生存价值、秩序价值和信念价值要么与这些价值相合，要么为实现这些价值提供基础或手段。公意是一种潜藏在人民之中的力量，然而倘若不具备使这种潜藏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的体制安排，它永远都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力量。现时应使有效的东西，不再是通过权力，也很少是通过习惯和风尚，而确是通过判断和理由，才成为有效的。以此观之，政治活动是最充满风险、也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场所。

它为归责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在行动的意义上，其复杂性就远远不止三种价值之间的逻辑顺序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价值问题，更在于四种利益系列之间的通约问题：民众的利益—组织的利益、政党的利益、政治精英集团的利益。

从本质上看，政党的核心价值观从其设计到其实践，始终面临着两种逻辑：管理的有效性和管理的正当性。进一步的问题是，政治意义上的德性是一种何种类型的德性。

这个空间不但是流动的，而且是开放的。而德性的信念则完全取决于行动者自身，前者虽与实践相关但却是不必然的，后者则与实践完全相关，是因行动者的行动而成的事物。

因此，体制性缺陷是政治伦理的一个核心问题。二、三种价值的复杂性与可通约性既然是三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必是有区别的，而这种区别恰为它们的通约和支撑提供了前提。效果是这种组合和作用对各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意义。【关键词】生存秩序信念。

谁有资格和能力构造政治体制呢？通常不是那些体制边缘人群，而是体制核心人群，体制的转型或体制的修复也往往是体制核心人群。政治社会，以及事实每个合理和理性的行为体，不管是个人、家庭，或者社团，甚至某种政治社会的结盟，都有明确表达其计划，将其目标置于优先秩序之中，以及相应地作出决策的方式。

在生存价值和秩序价值问题上，个体与执政者集团是很容易形成共识的，但在信念价值的意义上，执政者集团的信念和民众的意愿可能相合，也可能相左。[5]价值观与价值观念是有所不同的。

[2]而就主观上视其为真而言，又有两种：实用的信念和德性的信念。如果体制性缺陷始终在体制以内加以解决，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权力是一种能够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而不问其正当性基础为何的可能性。如专制的制度和民主的制度，在政党宽容上就右极大区别。【参考文献】[1]关于价值的类型学问题，国内学界早在二十几年前即已充分讨论过，基本上是按照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分类的，应该说这些讨论已经很充分和深入，在此不拟重复。从主体主义的角度分类，可有民众的宽容、社会的宽容和政党的宽容。

它的目标是共同的善和基本正义问题。在三种价值主体之间，政府的价值观乃是最有力量的一种。

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人们称之的执政党的德性建设和能力建设。也并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而社会宽容是社会事实意义上的宽容，尽管它是无意志、无灵魂的宽容，但它是民众宽容和政党宽容的基础。看来，有一个合理而有效的规则体系固然重要，但若行动者没有德性，再好的规则也是空的。